“史上最嚴”垃圾分類措施背后新的產業版圖
2019-07-08 AI財經社 閱讀:
       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外企白領Vivian覺得自己最近都“生活在垃圾桶”里:從年初開始,公司總部斥資做了一應改造,包括撤掉辦公區垃圾桶,各大屏幕滾動播放上海市垃圾分類知識宣傳片,就連電梯里都新裝了半人多高的大屏幕,步入電梯,然后被各式圖片包圍。
       在上海,垃圾桶面前人人平等,男女老少都繞不開志愿者的一句靈魂發問:“你是什么垃圾?”
       7月1日起,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垃圾分類措施的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正式實施,個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罰款50至200元,單位則是5千至5萬元。重錘之下,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錢袋子,又不能讓全國人民看笑話。
       看笑話是不可能的,北京、成都等多地強制垃圾分類的鐘聲也已敲響。到2020年底,先行先試的46個重點城市,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。
       錢袋子也是捂不住的,罰款到來之前,鈔票已經流到了其他地方:在上海,餐廚垃圾粉碎機和垃圾桶賣到脫銷,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購或預約政策。數據顯示,6月18日當天,京東垃圾處理器類目的成交金額同比超過去年的150%;在天貓上,貝克巴斯(廚余垃圾處理器品牌)首小時成交金額超過去年的410%,1分鐘超去年全天。

       從拾荒這個古老行當演變而來的垃圾分類回收業,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全行業爆發。

垃圾分類的成本

       7月1日早上8點,上海白領七七趕早去了一趟小區“垃圾臨時堆放點”,她頗有儀式感地認真分類好并進行分類投放。本以為人頭攢動的投放點只有她一個人。過了好一會兒,才有上班族匆匆前來扔垃圾。
       “今天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們可以和執法機關一起開罰單。”靜安區寶山路街道工委會黨工委副書記、辦事處主任胡建文告訴AI財經社,垃圾分類工作在該小區已經開展很久,如今法規正式實施,目前大多只是口頭警告,尚無處罰案例。
       在便利店,顧客留下的泡面桶在店員手里經歷了一次完整的分類處理:先將面湯倒入水池,再將殘渣倒進濕垃圾桶,泡面桶被扔進干垃圾桶。

上海某外企茶水間
       “第一次(混裝)拿回去重新分揀,二次上門警告,三次罰款。”閔行區合川路附近一家麻辣燙店負責人介紹,垃圾分類已經半個多月了,廚房里有6個分類桶,確實麻煩了許多,“罰款后仍舊不改的,可能就要取消營業執照了。”他皺了皺眉,但仍覺得分類終究是好事。
       “不分類,我們就不收。”該街道一位負責商鋪垃圾收運的工作人員介紹,沿街商鋪試行垃圾分類以來,每天都很忙,團隊10人每天兩班倒,從早上4點忙到次日凌晨1點。
       商鋪尚好監管,但面對個體,對擁有25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來說,垃圾分類絕非易事。
       靜安區景鳳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視作垃圾分類模范小區。采用四分法,定時定點投放,過時不候。小區居民李磊告訴AI財經社,他們做過統計,定時定點試行一個半月后,全小區400戶居民,每天約有25到30戶居民在規定時間之外丟垃圾,將垃圾袋堆在垃圾箱外,其中約有10戶以上做了分類,整體參與度僅50%左右。
       到了規定投放時間,小區物業雇傭的工作人員會將地上的垃圾袋打開、分類、投放。身穿志愿者服裝的老頭老太們也會出來監督指導。
       志愿者李麗告訴記者,志愿工作是無償的,有時遇到不講道理的居民還會被罵。不過,再過幾天,服務點就要裝上攝像頭,“誰亂扔就可以罰誰。”像李麗一樣的志愿者,在上海大概有10萬名,他們普遍已經退休,在居委會的組織下,成為監督社區垃圾分類的最后一道防線。
       早7點到9點、晚6點到8點的投放時間對上班族并不友好。一些網友則表示,自己都是在晚上偷偷倒垃圾。有痛點就有商機,幾天前,餓了么高調上線“代扔垃圾服務”,一單12塊,跑腿范圍不超過3公里,需要事先已經分類。
       小區公共領域撤桶也帶來很多問題,“亂丟亂扔的現象明顯變多了。”閔行區一位小區保潔員告訴記者,撤桶后,清掃任務加大了很多。
       面對爭議,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環衛處副處長齊玉梅談到,定時定點不是目的,而是希望有一個大家直接溝通的時間和地點,讓人們更快更好參與。齊玉梅透露,目前,上海全市規范社區投放點的改造已經完成71%,據不完全統計,全市約30%的社區垃圾分類已經“蔚然成風”。
       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麗哈德認為,處罰監管只是一種手段,如果不做分類,懲罰已經存在了,比如環境污染、垃圾圍城。數據顯示,我國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在四億噸以上,隨著外賣、快遞等行業的發展,垃圾總量還在激增。
       公開信息顯示,截至2018年8月,上海城管執法系統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員。這意味著,每一名城管要對超3000名居民執法,而且要深入到大街小巷。在愛芬環保聯合創始人郝利瓊看來,懲罰監督成本非常大,只有社區建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監督才是可持續、低成本的,“法律當然需要,但是未來更多還是要靠社區人格素質的提升、建設,通過這些方法來實現行為改變。”
       7月1日上午10時,上海市城管執法局對一家酒店開出首張整改單,并將在一個月內隨時復查。當天,上海各級城管執法部門共出動執法人員3600人次,檢查各類單位4216家,教育勸阻881起,責令當場或限期整改623起,依法立案查處生活垃圾分類違法行為20起。

消失的“搖鈴鐺”

       閔行區一個堆滿廢品、燈光昏暗的回收站里,李剛和他的妻子、父母在此工作。
       老早之前,李剛們在上海被叫做“搖鈴鐺”。他們蹬著三輪車,搖鈴走街串巷,靠收撿廢品養家糊口。在數以萬計的搖鈴鐺里面,也藏著不少造富神話,大多數李剛不屬于這一類。改革開放后,國有廢品回收系統全面退出了民用廢品回收市場,大量職業拾荒者涌現出來,往往以個體、家庭為單位,而且具有很強的地域性,有資料顯示,主要以四川、河南、河北地區的農村人口為主。
       據調查,1998年,北京有近30萬拾荒者,當年回收物質180到200萬噸,售出收入20億元以上。北京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源鴻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。徐源鴻是85后,也是有名的“廢二代”,上個世紀90年代初,他的父親從河南信陽來到北京,先干了幾年包工頭,發現老鄉都做廢品回收,還更賺錢,就轉了行,在昌平區東小口開了廢品回收市場。到該市場被取締時,徐源鴻父親已經在這兒干了快20年。資料顯示,東小口廢品回收市場曾經承載了北京市近1/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。

愛分類的垃圾二次分揀中心
      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廢品回收行業和從業群體一直處于社會邊緣。一方面,該行業監管長期缺位,人員魚龍混雜,又藏匿著大量銷贓、偷盜等違法犯罪行為;另一方面,踩著三輪車亂竄的“搖鈴鐺”不僅威脅交通安全,也影響市容市貌。
       2007年,一位領導來視察,碰巧有幾個小孩在玩耍,一位陪同指著孩子開玩笑:“你看這都是’廢二代’,父母是收廢品的,他們也是收廢品的。”這句話深深刺痛了徐源鴻,暗自發誓要改變人們對行業的看法。
       2019年1月31日,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獲得通過,規定實行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管理責任人制度,責任人要將垃圾分類駁運至交付點。責任人的出現,意味著“搖鈴鐺”們退出歷史舞臺。《條例》試行后,李剛主動找到小區物業,拿下了廢品站附近兩個小區、約600戶居民的垃圾收集工作。除了將可回收物送到站點,李剛還負責小區垃圾桶里的垃圾分揀工作。
       “賺不了什么錢,有什么辦法?”李剛介紹,平均下來,全家每月總收入一萬塊出頭,他記得附近還有不少像他一樣的回收人員。
       作為曾經的搖鈴鐺,李剛們或被一些回收中轉站完全收編,成為垃圾二次分揀員,或被物業收編為保潔員,另一些則不得不面臨失業或轉行。

       6月25日下午,友誼路街道一位社區保潔員張強正在簽署協議,他即將成為藏宇環保公司在寶山區收編的84個保潔員之一。在寶山區,藏宇環保負責84個社區的兩網融合工作,兩網即“居住區再生資源回收體系”與“生活垃圾分類收運體系”網絡。

       2018年初,中國全面禁止進口洋垃圾,其中包括廢棄塑膠、紙類、廢棄爐渣、與紡織品等24種固體廢物。從一些發達國家經驗來看,今天推行垃圾分類,其實是為了不走歐美垃圾越堆越多、越丟越貴、地下水被滲透污染的老路。
       另一方面,一些垃圾分類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已取得不錯的經濟效益。中國臺灣從1995年全面實施垃圾強制分類,到2015年,中國臺灣廢棄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,年營收達20億美元,資源回收率達55%。
       在德國,垃圾處理行業每年帶來的收益約為500億歐元,解決了24萬人的就業,占全國經濟產出的1.5%。而在以垃圾分類著名的日本,2010年,其再生資源產業從業人員達1400萬,年產值約3500億美元。
       2000年,中國曾公布全國首批8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,上海、北京、南京等在列,那次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,由于各地分類標準不統一、缺乏配套處置系統以及忽視前端減量化等原因而偃旗息鼓。
       而今,在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重啟垃圾分類,又將釋放出怎樣的市場?
       上海只是起點,7月1日開始,一個新時期到來了。
(應受訪者要求,文中Vivian、李剛、李麗 、張強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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